长江商学院教授朱睿：商业道德设计是预防ESG风

　　长江商学院教授朱睿：商业道德设计是预防ESG风险的关键联合国全球契约计划2004年首次明确提出ESG的概念，即环境（Environmental）、社会（Social）、治理（Governance）。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开始关注企业在ESG上的表现，ESG逐渐成为衡量一家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。

　　然而，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同时，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。此前，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因在多个ESG评级中都没有获得高分，在社交平台批评ESG评级，认为整个评价体系就是一场游戏。过去一年，也有多个长期主张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巨头陆续陷入“漂绿”质疑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近日发布的《2023责任中国ESG创新趋势调研报告》显示，今年以来，多个企业ESG风险事件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事件，如上海陆家嘴“毒地”风波、国泰航空空乘歧视非英语乘客、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、阿里云重大网络故障等。

　　目前全球范围内的ESG评价体系是否合理？中国ESG发展处于什么阶段？如何防范“绿漂”风险？针对这些问题，近日，南都记者采访了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、ESG及社会创新中心主任朱睿。

　　朱睿：ESG理念的起源和发展在西方是比较引领的。今天我们看到关于ESG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制定、维度的设定，主要的引领机构都是以欧盟为主，然后是美国，整体来看西方的确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。

　　中国对于ESG、商业向善的理解，我觉得处在起步的阶段，但是发展得非常快。因为有全球趋势和中国政策的引领，比如我们提出的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以及党的二十大对绿色发展的要求，都使得中国对于ESG的关注在近两三年迅速升温。我自己也是深有感受，两三年前，我上课的时候问大家什么是ESG？一个班里知道的人寥寥无几，今天如果再去问，我觉得会有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人知道这个概念。

　　朱睿：由于发展时间和文化背景的差距，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于ESG不同话题的关注会呈现阶段性的差异。在实质性的议题上，西方的企业可能会关注LGBTQ人群，展现出对于弱势人群或者个性化人群的包容，但这样的议题，现阶段很少会出现在中国企业的ESG议题中，中国企业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基本的员工保障、环保要求达标。但是在我们的体系中，也会看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内容，比如关于企业文化、党建方面的议题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议题。

　　南都：有不少人认为，中国企业的ESG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，甚至是为了“装点门面”而做，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？

　　朱睿：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我觉得开始做都是件好事。第一，说明企业意识到了ESG的重要性；第二，在ESG实践中，企业能够发现这件事对自己有利，而且这个利不仅仅是金钱上的，还包括品牌形象、消费者看法、员工忠诚度等，如果这些维度上有所提升，企业自然会在ESG上投入更多的精力，做得更科学有效率。

　　此外，我们看到很多行业，例如电商直播、新能源汽车等在开始的时候都会有泡沫，泡沫是必然的，但是在泡沫过后就会有沉淀，有越来越多的规范，通过一个淘汰的过程，会让真正可以沉淀下来的东西涌现出来。

　　南都：坚持“商业向善”是否意味着企业要让渡自己的利益？商业向善对企业最大的价值是什么？企业如何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收益？

　　朱睿：在我看来，商业向善是企业挖掘其核心能力的社会价值，并把这样的社会价值在企业的战略、业务发展以及资源配置中体现出来，从而让企业可以通过创造社会价值，更好地实现商业价值，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，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

　　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定义商业向善的话，就可以看出做商业向善并不意味着企业要去让渡自己的利益。短期或许会有投入，但是长期一定是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、有更合理且可持续的利润空间。

　　至于如何去平衡投入与收益，我觉得这个是量力而行的过程。就是企业有多大的能力，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，如果是一家创业企业，应该首先做到合法合规，之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更多关注员工发展，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，不要去作恶等等。但是如果是更大规模的企业，那大家的期待和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就要更上一个档次，甚至多个档次。

　　朱睿：“绿漂”不仅中国有，全球范围内都面临同样的风险。因为人都是逐利的，让企业去做一件ESG的事情，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，因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不是真心在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时间和市场都是最终的评判标准。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一定是那些持续在做真正商业向善事情的企业会脱颖而出。

　　目前，欧美已经陆续出现非常正式且严格的法律诉讼，去挑战和惩戒有“绿漂”行为的企业，像这样的案例经常登上美国媒体的头版。这说明，当一个市场有非常好的监管机制的时候，自然会有第三方会去指责企业做出的违心行为，通过行政或者经济上的处罚和法律法规陆续的制定，会让这个现象变得越来越规范，同时引导ESG走向有据可依、可规范的正轨，但它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
　　南都：你们观察到的过去一年里A股的ESG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、哪些行业或者哪些类型？

　　朱睿：最近有一家石油公司的案例，它承诺在ESG上会达到某个目标，但实际上它的目标可能会定得比较模糊，在真正汇报成果的时候，也会有浮夸的成分。再者，它会不断去调整它的目标，最开始目标列得比较宏伟，但是后面会一步一步把它缩小。当然最明显的问题还是真正列了一个目标，但实际上做的事情跟最开始的目标会有相反的行径。

　　另外包括快时尚服装公司，一方面这类公司可能会去做一些对环境和员工相对比较好的事情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倡导快时尚，衣服迭代频率很高，这实际上对环境是极大的污染。

　　朱睿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ESG里面的G，公司治理有一块讲商业道德，商业道德就是企业内部，从高管到员工再到客户上下游之间，是否有关于商业道德的定期培训？对于法规法律的学习和定期内审或监督？所以，这种机制的设计是我觉得是企业预防ESG风险最重要的一个维度。当然如果你已经出了问题，企业被开罚单了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改。

　　南都：此前，CEO马斯克在推特上炮轰ESG，原因是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在ESG评分中，只给特斯拉打了37分，而给烟草巨头菲莫国际打了84分。你如何看待企业过分关注ESG评级这一现象？

　　朱睿：首先在全球范围内，对于ESG、可持续发展的评估还处在一个百家争鸣且比较混乱的阶段。我们专门研究过，世界上各大机构，从欧盟到北美有它自己的标准和考核方式，且每个机构的考核方式都是个黑匣子。

　　所以会有这样的报道，同样一家公司，当被不同的机构评级打分的时候，可能得到的分数和级别也会有差异。那这反映了什么现象？就是说目前ESG还处于发展阶段，大家都在用不同的尺子衡量，但这个尺子的标准没有制定，去衡量一个有变化性的东西，那它一定是处在一个混乱的阶段。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学生去做真正对企业和社会有益的事情，而不是为了评级去做。

　　另外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行业来论英雄。并不是说烟草企业就不能是一家好的企业，电动车企业就一定是一家好的企业，因为存在即合理，既然烟草企业存在，那就说明它实际上是创造了社会价值。烟草企业可以在它的范围内做尽可能合理、可持续的事情，同样，企业可能在能源方面节约了，但如果在其他维度上做得特别糟糕，那得到低分也无可厚非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简单的对比是不科学的。